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传统熟人社会逐渐消失，见义勇为成为了更加珍贵的品行。前些年，部分司法判决不够合情合理，助长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心态。为挽回公众信心，鼓励见义勇为、紧急救助，《民法典》第184条规定了紧急救助的责任豁免制度。然而，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如何，怎样修改完善以发挥其规范功能？尚须进一步探讨。

很多大陆法系国家设有一般的救助义务。当有人遇险时，即使是无作为义务的陌生人也应对遇险者展开救助，除非这会让救助者承担极大的生命危险。如果能作为而不作为，行为人构成“见危不救罪”。然而，英美法系国家大多未设立一般的救助义务，而且对施救者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责任豁免。结合我国国情来看，“凑热闹”是部分国人的爱好，每当有新闻发生，总是有很多群众围观。如果设立一般的救助义务，甚至要追究围观群众的刑事责任，则追责面过宽，必然无法实行。因此，在不设立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法律规定紧急救助的免责事由，就显得十分必要。一是可以鼓励专业人士投身救援，二是划定一定的担责标准，使得不负责任或鲁莽的救助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资借鉴。

面对当下一些冷漠的社会现象，《民法典》第184条对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者一律免责，似乎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仔细思索会发现，该条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违反相关制度的体系性。《民法典》第184条是无因管理的特别法，同时也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存在交集。无因管理中存在“不适法无因管理”的情形，防卫和避险中也有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的情形。在这些情况下，行为人要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那为何在紧急救助中“救助不当”无须担责？这有违“相似事件、相似处理”的法理。

二是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被不当免责。一方面，当社会热点事件发生，如果有不实舆论传播，见义勇为有可能被误解为侵权行为。这是由于侵权责任认定的传统四要件理论中，“侵权行为”缺乏实质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空洞化。但另一方面，救助行为之下可能确实隐藏着侵权行为。例如，随意搬动骨折者或趁受助者不备而盗取财物等。为避免救助行为被认定为侵权，《民法典》第184条直接用“不承担责任”来解决问题，未免有矫枉过正的嫌疑。纵使立法者为了激浊扬清、打消公众顾虑，这样的顶层设计也与地方立法格格不入。

三是绝对免责条款的激励效果存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仅仅依靠《民法典》第184条来淳化社会风气，可能还远远不够。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者实施善举，往往是出于内心的高尚节操，但未必知晓绝对免责条款。该条款能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人民群众的内心选择，实非客观数据可以佐证。因此，制定《民法典》第184条是立法者尝试对社会问题进行回应，但实效并不可考。

针对前述问题，需要对《民法典》第184条进行解释论作业，以明确在何种条件下，行为人方可免除侵权责任。

第一，自愿实施。自愿意味着无作为义务的自发行为，先行行为、特殊关系、特殊职业等均能产生作为义务。当事人在此情形下作出救助行为，是在履行自身的作为义务，并不能算主观上的自愿。由此，明确了免责的先决条件。

第二，在紧急状态下实施。《民法典》第184条的适用场景是受助人面临急迫危险，如被困于大火、重伤昏迷、不慎溺水等。行为人于电光火石之间，无暇顾及自身安危而投身险情之中，体现了当事人内心的决断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紧急状态仅存于受助人身上即可，并不要求救助人也陷入危险境地。当救助人拥有一定的施救技能，对受助人或旁人而言的巨大危险，对他而言或许只是寻常，如游泳运动员对溺水者的救助。但此时，不能因运动员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就对其过于苛责。

第三，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失。救助行为与受助人的损失要有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客观归责理论。其中的通说是相当因果关系说，要求救助人的救助行为在一般情形下，可能造成受助人的此等损害。例如，实施心肺复苏者需要迅速按压患者胸部，因此造成患者肋骨断裂是正常的风险事件，但是该行为无法造成腿骨骨折。若在施救中发生了后一情形，则行为人当然无法免责，要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假借救助行为而偷盗财物的，更是如此。

第四，原始损害与额外损害没有必然联系。因救助行为导致的额外损害后果，一般区别于侵权人的原始损害。这种额外损害由谁来承担？一种可能的做法是由侵权人承担，这往往发生在原始损害与额外损害（次生损害）具有条件说的因果关系时，即二者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逻辑关系。当次生损害是原始损害的扩大或加深时，更是如此。另一种可能是由受助人承担，这往往发生在原始损害与额外损害没有必然联系时，例如，没有侵权人或者原始损害通常无法衍生次生损害。此时，基于风险与收益并存的经济学理论，让享有好处的受助人承担救助行为的额外损害，从而免除救助人的民事责任，实乃妥当之安排。

第一，当救助行为符合《民法典》第184条的构成要件时，法官应坚决裁判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以此鼓励救助人继续见义勇为，并鼓励其他人民群众向其学习。司法机关还要协助救助人申请见义勇为的物质奖励和“英雄模范”称号，为行政确认程序的启动提供证据支持，以发挥示范效应，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二，善用比例原则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比例原则原为德国警察法中限制公权力行使的一种工具，近来有逐渐扩张的趋势。它所蕴含的公平、正义思想契合人类初心，也符合适度、衡平的法律观念。因此，该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地域、国别、法系和部门法，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在《民法典》第184条语境下，比例原则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救助手段应当有助于救助目的；二是救助行为应当对受助人造成最轻损害；三是最轻损害的救助方式与所要追求的目的在效果上是均衡的。若救助行为不利于救助目的的达成、救助手段不适当或者手段与目的之间不均衡，则可以追究救助人的侵权责任。

第三，不适法的救助行为适用“不适法无因管理”的规则。不适法的救助行为包括两种：一是客观上不利于受助人或者违反受助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二是救助过程中实施的恶意损害行为。不适法无因管理产生债的效果，这一观点为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所广泛接受。若救助人的救助行为在效果上根本无法救助受助人，或者受助人在明显清醒、具有表达能力的情形下拒绝救助行为而救助人还实施的，则构成不适法无因管理，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也契合了《民法典》第184条作为无因管理的特别法的规范性质。

总之，我们要对《民法典》第184条中“绝对免责”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避免其被滥用。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也肯定了这一观点。近日，笔者检视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到30余个适用《民法典》第184条的案例，其中并未发现一概免责的情形——有时是因为紧急救助不当，有时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受助人及其家属的损失。因此，对于见义勇为绝对免责的条款，还需进一步探究其适用范围，否则也会掣肘法官，使其无法作出既公正合理又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