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社区居委会。

　　图为雷锋故居。

　　很少有一个地方，从村镇名称到街道规划，甚至于公共设施，都以一个人名来命名——雷锋。

　　雷锋并非达官显贵，也没有富甲一方，而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却因为乐于助人在中国家喻户晓。湖南省长沙市雷锋街道雷锋社区，位于319国道两侧，西以雷锋河为界，东至长沙绕城高速，社区包括39个村民组，共有4700多人。

　　在上世纪60年代，雷锋镇原名坪山人民公社，70年代中期改名为雷锋公社；雷锋村原名长城大队，之后改为雷锋村。2004年，为加快城镇化进程，全国进行合村并镇，隔壁的黄花塘村一并被纳入雷锋村中。2016年又进行区域调整，改名为雷锋社区。

　　2017年3月5日是第54个学雷锋纪念日。中国长安网记者在纪念日前夕来到雷锋社区，见到处处都被贯以“雷锋”之名，包括：学校、医院、汽车站、夜宵城、电器电脑城、水厂、农贸产品批发市场等等。

　　这个雷锋社区到底什么样？

　　雷锋在故乡生活了16年

　　1940年12月18日，雷锋出生于雷锋村柳塘湾组一户贫苦佃农家中。他的故居是原来地主给佃户搭建的三间茅草房，现在已经翻修。据当地一位村民回忆：“过去墙壁都是开裂的，灶台也没有这么好，屋前的地面也不平整，是坑坑洼洼的泥巴地。”

　　从出生一直到1956年11月，雷锋在这里生活了16年。故乡留给雷锋的记忆一半是童趣，一半是苦痛。

　　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雷锋村的老支书黄正钦是雷锋小时候的玩伴，由于两家住的近，两人经常一起上山砍柴。比雷锋小5岁，现已年过七旬的黄正钦对于童年记忆大多已经模糊，只记得“日子很苦”。

　　“现在生活是好太多了。”他和老伴向中国长安网记者回忆，那时一天能停长达16小时的电，烧煤油灯，吃的是现在用来喂猪的、还带着壳子的大米压成的糠饼。

　　每天小孩子们都需要去上山砍柴火，而雷锋总是先把带着荆棘的木头砍完。而在孩子们甩弯刀插柴火的游戏里（输了的人要把柴火给赢了的人），“他的脑袋灵光，总是赢我们。”黄正钦说。

　　然而在雷锋幼年，家人却一个个相继离世。祖父雷新庭身患重病去世，父亲雷明亮被侵华日军殴打致死，母亲张元满被地主凌辱后自杀，哥哥雷正德被剥削压迫致死，弟弟饿死在家中。

　　年仅7岁的雷锋从此沦为孤儿，此后便被寄养在六叔公和九叔奶奶家中，生活清苦。

　　黄正钦透露，后来雷锋其实考取了初中，因为家中供养不起，便没有再继续上学。但是过去六叔公和九叔奶奶尚在世的年月，正是全国学习雷锋的高潮，担心外人觉得他们亏待雷锋，所以没有将这个事儿说出来。

　　1956年雷锋离开雷锋村后，便鲜有音讯。黄正钦只听说过一次，雷锋在鞍钢的时候，给家里寄过一张照片。

　　“雷锋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现在，社区里与雷锋同辈的堂兄弟还有六人，他们的祖父是亲兄弟。其中最大的堂兄已经70多岁，最小的堂弟有40岁。

　　雷正良的爷爷就是幼年时抚养雷锋的六叔公。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辽宁抚顺去世后，直到年底，消息才传回村里。当时，雷锋的三叔雷明光拿着照片到湖南省军区去辨认，才确定是雷锋。

　　第二年，毛泽东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后，每年3月5日被定为“雷锋日”。同时，国防部还批准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

　　“过去雷锋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可以全身心奉献，但是现在都需要照顾家庭，拖家带口的，很难做到像他那样。”一位村民对中国长安网记者坦言。

　　对于雷锋村的村民来说，最新鲜的是，此后每年雷锋忌日，省军区都会来村里给村民放电影。“那时候放电影就像现在请来电影明星一样。”一位张姓村民回忆。

　　而1969年，作为返乡知青的黄正钦，凭借着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以及来自雷锋家乡的双重缘故，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1975年、1978年两次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历了宪法的修改，也见到了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

　　跨越了半个多世纪，雷锋过去生活的贫苦村庄已经跟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大潮，向城市过渡。尤其是最近五六年，雷锋社区支部书记陈良率支居两委和全村骨干举全力协助区街政府，搞好辖区内各项拆迁工作和建设协调，社区进驻了不少企业，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目前村里已进驻了二十多个企业，为村民增加了一定的收入。

　　但是陈良也承认，“我们这里还属于城乡结合部。”

　　如今，受到早年拆迁政策的影响，村民在政府规定地块上盖了五六层楼的房子，雷家六兄弟就住在这种雷锋河上游河畔的老式回迁楼房里，屋内墙壁已经旧得发黑。

　　与其他村民相同，他们往往只是自己住一层，将剩余的楼层出租，靠每个月三四千元的租金生活，还有力气的便出去打打零工，有点本事的做点小买卖。

　　虽然不愁温饱，但雷锋的另一位堂弟雷正其仍然觉得这两年生活有些压力，“花钱容易赚钱难。”

　　雷家亲属并没有受到特殊照顾。几年前，雷正良患食道癌，做了手术，这两年身子才养得好一些。

　　但其实让雷正良最为不满的是，过去很多人在描写雷锋时夸大了一些事实。比如有一本书里写幼年时雷锋睡猪圈，“那是不可能有的事！他还有亲戚的。”雷正良板着一张脸有些生气地说，“还有，雷锋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社会还需要雷锋吗？

　　让雷正良记忆多年的一幕场景是：

　　有一次开大货车送生猪去广州，另外一位货运司机听他说是雷锋的后辈时说：“我们追求的不是雷锋，我们只对这个感兴趣。”他一边对雷正良伸出胳膊，大拇指捏搓着食指，一边冲着他呵呵地乐。

　　雷正良也只好呵呵一笑，从此再也不提这个话茬儿了，“人的思想退化了，现在人太现实。”

　　自施行市场经济以来，作为伟大革命战士出现的雷锋形象和精神受到不可避免地冲击，被来自商业、娱乐的多重力量做多种解析。甚至有人对雷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也提出疑问：雷锋不计报酬的做事，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社会还需要雷锋吗？

　　《雷锋》杂志编辑部副主任、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原所长翟元斌曾在接受中国长安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对雷锋的真正认识，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不能随便与时俱进，“你说雷锋这阶级的爱，跟博爱，是一样的吗？ ”

　　雷锋社区也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目前，雷锋社区共有102名志愿者，在环境卫生、治安巡逻、扶贫帮困三方面为整个社区服务。“我们有文明劝导员，劝导各家及时清理门前垃圾；也有志愿者每天轮流在小区里巡视；对于因为特殊原因、重大疾病，或者经济上比较困难的人，我们也会组织捐款、慰问。”陈良说。

　　除此之外，社区还为全体村民缴纳新农村合作医疗。“每人一年150元左右，去年共支出了40多万。”陈良介绍。

　　个头只有1米3左右的村民杨彬，与村民自发组成雷锋义工团，长达10年，定期前往山区救助留守儿童，仅去年就做了16次活动。“最远到过湘西，连续去了4年。我们出去就代表着雷锋啊。”

　　村民易先桥长期资助两名留守儿童，直到大学毕业。“我只抽6元一包的白沙烟，但每年捐给山区的孩子们超过2万元。”他告诉中国长安网记者。

　　虽然有时候有些悲观，但黄正钦还是认为，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