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何以可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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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3期，参考文献从略。
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纠纷，并面临诸多社会风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虽然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但只要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国家仍可实现“正常”或“常态化”的运行与发展。对于正在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物质生产基础必然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及人们的观念也会随之显著转型。在此背景下，该国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势必日益突出。如果无法有效应对和化解这些不断增多的矛盾与风险，任由其发展至不可控的程度，那么现代化进程将难免出现延误、变形，甚至中断。
显而易见，比之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最为繁多、最为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4]。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如此之多且极为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中国进行了有效应对和化解，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在如此动荡的全球政治和外交环境下，中国得以保持国内政治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显得尤其引人注目。”[5]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历史的维度看，这是一个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6]。有一组数据能够明白无误地说明这一点。“我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十四五’期间，全国刑事案件总体呈下降趋势，向好态势持续巩固，2024年立案数同比下降25.7%。”[7]美国知名民调公司盖洛普发布的《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14.5万名成年居民的调查样本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居民的安全感位列全世界第三位，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名列全世界第四位，不但远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远超多个西方国家[8]。
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一是从物质基础保障的维度看，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为社会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消弭或缓解了来自经济领域可能扰乱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的影响；二是从社会主体最核心的利益诉求维度看，中国实现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持续改善，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向心力，增强了人民对未来的信心；三是从国家应对方略的维度看，中国持续消除了一系列直接妨碍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凡此种种，使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得以形成。
毋庸置疑，经济是整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行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物质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恩格斯也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0]。没有经济这样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社会其他方面的生存和发展便无从谈起。经济现代化是其他各个领域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从社会稳定的维度看，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不仅能够为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奠定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有利于直接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源自经济领域的有害社会稳定的因素，如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失业率，从而直接促进社会长期稳定局面的形成。“在比较繁荣的时期，政海中简直看不出有什么波纹，但只要让这种繁荣由一个灾难时期所接替，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像大海怒涛那样猛烈地翻腾起伏，使政治机构的安宁受到威胁。”[11]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表明，经济发展一旦出现大幅滑坡或停滞，那么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大概率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严重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尤其是原本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尚属于“正常”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等问题很可能会加剧，并同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一种相互叠加且日益加重的社会负面效应，直接损害社会稳定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按照正确的发展方向，以合理的路径全力以赴地推动经济现代化建设，促成经济形成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局面。其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明确地将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作为时代的中心任务和基本国策，并将这一奋斗目标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始终没有动摇。这种做法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没有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空想境地。其二，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基石的现代大工业。中国将制造业视为整个国家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石，大力推进制造业的发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稳居世界首位，2022年占全世界比重为30.2%。”[12]中国完整而强大的制造业，使得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式现代化都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有效地防止了“脱实向虚”“制造业空心化”等去工业化的危险倾向。其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经济是一种强调效率的经济，而要强调效率就离不开市场经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明确无误地说明，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标准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1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激活了整个社会的活力。这不仅表现在每一个企业只有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压低生产成本，为用户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增强自身竞争力，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也表现在每一个劳动者必须勤奋工作，通过初次分配领域中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才能获得自己“应得”的报酬、改善自身利益状况。其四，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升级换代。中国十分重视现代生产力的升级换代，逐渐确立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样一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向，将现代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融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极为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有效地促进了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升级换代。2000年，中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法，2021年不变价美元）为7114美元，2024年则剧增至42071美元[14]。其五，积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任何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之必需。中国积极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险滩，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15]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生成，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压力能够倒逼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还可以为中国提供各种生产资源互换的空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迈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000年为39273.3亿元人民币，2024年则剧增至438233.9亿元人民币[16]。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使得中国避免了大量有害于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中国经济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基石的现代大工业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现代生产能力的不断升级换代使得中国经济得以持续推进，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一切，促成了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局面的形成。
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够提供用于改善民生以及应对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的大量财政投入，以此确保社会长期稳定。可以说，中国的社会长期稳定局面就是建立在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舍此，中国的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是无法出现的。不仅如此，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还能够有效地缓解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个长期存在的、直接有害于社会稳定的问题，特别是能够有效地防止由于这两个问题的失控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负面效应。
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是任何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必然要面临的社会问题，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只要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旦这两个问题趋于严重，则会从整体上影响到社会的长期稳定局面，在极端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成为社会动荡的直接导火索。
具体到中国来看，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状况是影响社会长期稳定局面能否得以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首先，日益凸显的就业问题。一是来自城市化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城镇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大，1978年为17245万人，2024年剧增至94350万人[17]。2024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已达67%。二是来自经济体制转型的压力。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原有的国有企业纷纷关闭，数以千万计的原来属于国企的职工需要寻找新的工作岗位。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十分长久。三是来自大量高校毕业生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近年来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每年高达一千多万人。这些都给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同时也使得失业问题逐渐凸显。2000年中国的失业率为3.1%，2010年为4.1%，2015年为4.1%，2020年为5.2%，2024年为5.1%[18]。比之其他国家，中国近年来的失业问题尽管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但是已经达到“中等”或“中等偏上”的程度。其次，日益凸显的通货膨胀问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自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年=100）大致呈现出一种逐年攀升的情形：1978年为100%，1980年为109.5%，1985年为131.1%，1990年为216.4%，1995年迅速上升为396.9%，2000年为434.0%，2005年为464.0%，2010年为536.1%，2015年为615.2%，2020年为686.5%，2024年为709.4%[19]。客观上讲，比之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就其程度而言，总体上属于“中等”或“中等偏上”的程度，个别时段也曾达到“严重”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对冲、缓解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使之始终处在一种可控的范围之内，因而没有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
第一，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些原有产业如第一产业的规模在不断萎缩，这就使得以此为职业的大量劳动力失去了原来的就业岗位。但在同时，其他一些产业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却在迅速发展壮大，这就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78年第二产业中的就业人数占比为17.3%，到2024年则上升至29.0%；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更是从1978年的12.2%剧增至2024年的48.8%[20]。再者，一些原来没有的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开始出现并迅速壮大，同样也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不少就业机会。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新的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在迅速发展壮大，它们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数量的就业机会。截至2024年9月底，“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18086.48万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96.37%，同比增长3.93%，10余年间增长超4倍。其中，民营企业5554.23万户，同比增长6.02%；个体工商户12532.25万户，同比增长3.03%”[21]。显而易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容量最大的领域。
第二，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有效地减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对此，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其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虽然日益凸显，但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使得民众的收入实现了快速、持续、大幅度增长。1979年至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8.0%[22]。这一增速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的幅度。民众收入持续而且是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利益损失，并使得民众对未来能够持续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其二，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使得中国基本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货币供应量投放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匹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于任何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其货币供应量必然会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旦停滞，那么大量的货币供应量就会流入流通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从而会引发严重的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现象，进而又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则不然。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流入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不易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有效减轻乃至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严重通货膨胀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中国能够有效缓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对冲通货膨胀问题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同一时期的表现。以俄罗斯为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停顿状态，同时又必须通过提供巨大货币供应量来维系国家运行。这些巨大的货币供应量无法进入生产领域，只能进入流通领域，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极端恶性的通货膨胀现象。从1992年起，俄罗斯“连续四年通货膨胀率（这里指消费价格总指数）居高不下，超过三位数：1992年高达2505.8%；1993年虽然开始逐年下降，但仍然居于高幅度水准，1993年、1994年、1995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844.2%、214.8%和131.4%”[23]。这种极端恶性的通货膨胀现象不仅严重恶化了民众的基本生活状况，而且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社会稳定状况。可以说，当时的俄罗斯之所以陷入社会动荡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就是该国经济的停滞以及由此引发的极端恶性通货膨胀现象。
